资政|大数据时代大国该如何战略布局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由大数据引发的社会革命。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
大数据时代，国家影响力和主导权体现在了对数据的掌控上。在竞争层面，国与国竞争焦点正从对资本、土地、人口、资源能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争夺上。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争夺日趋激烈，制信（数）权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新制权。
大数据使得数据强国与数据弱国的区分不再以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论英雄，而是决定于一国大数据能力的优劣。
在商业层面，大数据时代，获取通信、金融、买卖数据流也是企业制胜的关键。在安全层面，“大数据安全”已经俨然影响国家战略安全。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数据安全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例如，过去美国一直借助互联网手段和信息技术对全球数据情报进行监控，确保自身在网络空间和数据空间的主导地位。大数据革命对于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是一个利器，可以大幅提升自身的全球数据采集能力、监控能力、分析能力，从而对我国大数据安全、大数据资产流失造成更大风险。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推进大数据应用上形成从发展战略、法律框架到行动计划的完整布局。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大数据方面实施了三轮政策。
第一轮是2012年3月，白宫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并成立“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该计划有两个目标：一是用大数据技术系统改造传统国家治理手段和治理体系，二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业态和板块。
第二轮是2013年11月，白宫推出“数据—知识—行动”计划，进一步细化了利用大数据改造国家治理、促进前沿创新、提振经济增长的路径，这是美国向数字治国、数字经济、数字城市、数字国防转型的重要举措。
第三轮是2014年5月，美国总统办公室提交《大数据：把握机遇，维护价值》政策报告，强调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紧密合作，利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地促进增长和利益，减少风险。伴随着这些战略计划，美国政府启动“公开数据行动”，陆续公开健康、能源、气候、教育、经济、公共安全、全球发展等50个门类的政府数据，便利商业部门踊跃进行开发和创新。
欧盟正在力推《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用大数据改造传统治理模式，试图大幅降低公共部门成本，并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2012年9月，欧盟进一步公布了《释放欧洲云计算服务潜力》战略方案，并向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了《云计算发展战略及三大关键行动》。
日本积极谋划利用大数据改造国家治理体系，对冲经济下行风险。2013年6月，安倍内阁正式公布新IT战略《创建最尖端IT国家宣言》，以开放大数据为核心的IT国家战略，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日本把大数据和云计算衍生出的新兴产业群视为提振经济增长、优化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
韩国2011年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正式提出“大数据中心战略”以及“构建英特尔综合数据库”。同时，韩国社会专职部门制定应对大数据时代计划。
2012年，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就大数据未来发展环境发布重要战略规划。2013年，在朴槿惠总统“创意经济”的新国家发展战略指引下，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提出“培养大数据、云计算系统相关企业1000个”的国家级大数据发展计划及《第五次国家信息化基本计划(2013-2017)》等多项大数据发展战略。
一些国际组织也十分关注大数据发展。联合国启动实施“全球脉动”项目，利用“大数据”准确预测某些地区的失业率、支出削减和疾病暴发，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管理。原八国集团发布了《G8开放数据宪章》，提出要加快推动数据开放和利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大数据上升至国家战略已经达成共识，大数据是未来大国间战略博弈的决胜关键。
大数据引发的经济社会革命才刚开始，这是一场关乎中国前途未来，涉及利益深刻调整的革命。新一轮大国竞争，并不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通过大数据掌握对整个世界局势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大数据国家战略。着力规划“大数据战略”中长期路线图与实施重点、目标、路径，统筹布局，加快大数据发展核心技术研发，推进大数据开放、共享以及安全方面的相关立法与标准制定，抢占新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战略机遇期，重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已经迫在眉睫。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7月下）
稿件来源：《瞭望》